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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品摊上淘到的国宝重器
2016-01-18 15:00:49来源:收藏杂志

保护历史文物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要求。这句话说的自是不错。改革开放之后的几十年,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,我们对于文物的保护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有效的行动。可惜,近代中国的软弱,也让很多国宝重器历经磨难曲折。收藏君要给诸君讲起的这几件国宝级文物更是身世坎坷。

废品堆里淘出的“镇馆之宝”

班簋为中国西周中期青铜器。穆王时毛班所作。何时何地出土无考,为清宫旧藏,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散出
班簋为中国西周中期青铜器。穆王时毛班所作。何时何地出土无考,为清宫旧藏,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散出

班簋高22.5厘米、口径25.7厘米,圆腹,腹部有四个半环形兽首耳,并连接着四个内卷象鼻形足,通体有精美的兽面纹饰。最难得的是器内有198个铭文。从文字中可以得知,它的主人是3000多年前周穆王时的贵族。铭文记录了他受周王册封和他父亲随周王平定东国之乱的功迹,铭文的最后一句是“子子孙多世其永宝”,以让他们家族的子子孙孙记住祖先这段光辉的历史。

簋,最初是我国商周时期贵族盛食品的工具,后来演变成重要的青铜礼器。王公贵族们每逢重大庆典,都要铸鼎、簋等礼器来铭记。我国自古就讲究礼仪,天子在大型祭祀和宴乐中杀猪宰牛,用九鼎八簋盛主菜主食献给祖先、鬼神,可以说,班簋自一诞生,就身世高贵。

根据记载,班簋在北宋时期就已出土面世,并一直被收藏在各朝代的宫中。在乾隆年间,已是皇宫的“重器”,得到乾隆皇帝的喜爱。

班簋内部铭文
班簋内部铭文

可惜的是,班簋在清皇宫中的尊贵生活并没有延续很长时间。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,慈禧太后逃向西安,宫中的宝物成为侵略者的囊中之物。班簋应是此时被抢出皇宫,后又或贩卖,或遗弃在北京。在此后的七十年间,班簋一直“大隐”于北京的“尘世”中,可能是它的主人也知道这是宫中的重宝而“秘不示人”。直到“十年浩劫”,才使班簋的命运又一次发生重大转变。

“十年浩劫”期间,红卫兵小将四处“破四旧”,许多古代书画被烧,瓷器被砸,铜器、古籍被送到废品站、造纸厂、炼铜厂。为了抢救和保护古代文物,由北京市的文物工作者组成的“文物清理拣选小组”,当时在废品堆中每天“寻宝”“拣宝”。据1981年的统计,从1971年至1981年在废品站拣选到的珍贵青铜文物就达59件,其中包括班簋。

1972年夏季的一天,文物清理拣选小组的呼玉衡、华以武师徒二人又来到北京有色金属供应站,从金属废品中拣选文物。由于呼师傅年岁已高,就让华以武一人,先进废铜堆中扒拉、翻腾。快到中午时,华以武猛然间看到了一个裹泥带锈的青铜器碎片,他赶紧抱出来让师傅“掌眼”。呼师傅经过仔细查看再凭借多年经验,已初步认定它们应该是古代的重要青铜器。师徒二人又仔细寻找到其它一些相似的碎片,并立刻把它们包好,带回到清理拣选小组办公处。当时,我国另一位着名的青铜鉴定家程长新也在这个小组内。经过程先生的仔细鉴定、考证,初步认定它是一件有铭文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。后来,程长新与呼玉衡返回废品收购站,将废品堆“过了一遍筛子”,又找到了几块碎片,经过仔细对接、辨认铭文,他们终于确定,这件宝物就是清宫的旧藏“班簋”。

为了重现班簋的风采,它又一次被请进皇宫。1973年夏季,班簋被送到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厂,厂长蔡瑞芬将任务交给了经验丰富的赵振茂先生。赵先生经过整形、翻模补配、修补、对接纹饰、跳焊焊接、钢錾雕刻、做旧等多道程序才将班簋复原。班簋修复后最终收藏到首都博物馆。

洒蓝釉钵:“有些年头的鸡食盆”

洒蓝釉钵为青花款明宣德年制
洒蓝釉钵为青花款明宣德年制

20世纪70年代的一天,一位老者手捧一件“大碗”来到位于后门桥附近的北京市文物商店地安门收购部,想要卖掉它换些钱。收购部的曹书田先生拿过此碗仔细观看后,感觉此器物比较奇特,大碗的釉色浓淡均匀,胎体厚重,外观略显粗糙,却也因此反而显得愈加古朴深沉。拿在手上感觉手头较重,大概是经常使用的缘故,碗内釉面有磨伤现象,且有污垢痕迹,已经不容易擦去。收购部的工作人员在和老者的交谈中得知,这个大碗在他家已经放了多年,曾经有过很多用途,做过放盐的容器,还做过一段时间喂鸡的食盆,他只知道这个十分结实的大碗有一定的年头。

在明朝制瓷业的历史上,有一种颜色釉瓷器,虽亦系出名门,为宫廷御用窑厂烧造,却一直不像它的其他“伙伴”那样受到追捧,它就是洒蓝釉瓷器。这件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大碗,恰恰就是极为罕见的宣德洒蓝釉瓷器。

人们对于洒蓝釉瓷器认知度不高,不是因为其不够珍贵,恰恰是因为它的存世量太过稀少,难得一见,才使得人们对它的认知有限。

洒蓝釉瓷器属名贵窑器,于宣德时期为景德镇所创烧,之后不久停烧。到了清代康熙时期,才又恢复生产。因其在浅蓝底上有水迹般的深蓝色斑点,犹如洒落的蓝色水滴一般,故称“洒蓝”。洒蓝釉制品的烧制工艺较为特殊,首先上白色釉,在烧成的白釉上用竹管蘸蓝釉汁水,吹于器表,于是形成了薄厚不均、深浅不同的斑点,所余白釉底如同飘落的雪花,也因此,洒蓝釉又被称为“雪花蓝”。

传世宣德期间的洒蓝釉制品极为少见,已知全世界现存有三件,除了藏于首都博物馆的这件之外,其中一件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,另外一件原收藏于侨居瑞士的仇焱之老先生手中。1980年11月25日,在苏富比拍卖行于香港举行的拍卖会上,以370万港币被香港赵氏所得。

首都博物馆藏的这件洒蓝釉,高11.4厘米,口径25.3厘米,敞口,腹下渐收,矮圈足内有“大明宣德年制”青花双圈楷书款。造型规整,釉色美观,胎体厚重。此碗又叫“骰盔子”,据传是宫廷中用来掷骰子博大小时所用的工具。

如今,这件珍贵的洒蓝釉珍瓷究就静静地陈列在首都博物馆中,当我们在欣赏这件稀世珍品的时候,除了赞叹它独特的风貌,更应该庆幸在经历如此多的沧桑之后,这件凝聚着前人智慧的精品可以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。

《宣示表》拓片
《宣示表》拓片

命途多舛的《宣示表》

说起中国书法,绕不开钟繇、王羲之两位书圣。贾似道刻本原石《宣示表》就和“楷圣”钟繇、“书圣”王羲之有解不开的渊源。钟繇是中国最伟大的书法家之一,他身处魏晋时期汉字由隶书改为楷书的转型时期,奠定了汉字楷书的体式规范,被后人尊称为“楷圣”。钟繇的书法墨迹,以《宣示表》最受推崇。

《宣示表》,无款,小楷,共十八行,298个字,是钟繇写给魏文帝曹丕的一个奏文,内容是劝曹丕接受孙权的归附请求。中国邮政于2007年11月5日发行《中国古代书法—楷书》特种邮票,其中一张就是《宣示表》。

但是,我们今天所见到的《宣示表》的各种刻帖,都不是钟繇所书原迹。相传东晋丞相王导生前非常喜爱钟繇书法,战乱时,王导仓惶过江,抛下了所有的金银细软,东渡时还不忘将《宣示表》缝藏在衣服里随身携带。来到江南后,王导将它送给了王羲之。后来,王羲之又将《宣示表》送还给了王修(王敬仁)。晋穆帝升平元年,年仅二十四岁的王修不幸去世,悲伤的母亲知道儿子生前非常珍爱手中的这些墨宝,她要让儿子生前的最爱在他死后也能陪伴其左右,于是将它们放进王修的棺中陪葬,其中就有钟繇的《宣示表》。《宣示表》真迹就此在人间消失,也令后人再也无缘一睹其真实风采。

宋刻《宣示表》原石
宋刻《宣示表》原石

目前,诸君欣赏到的钟繇《宣示表》,均是王羲之的临摹本。王羲之临本在北宋时期藏于内府,南宋末年归藏贾似道。贾氏十分珍爱此表,命门客廖莹中、名工王用和摹刻上石,并在刻石正面镌有贾似道印记和悦生葫芦印章,刻石精妙绝伦。贾似道刻《宣示表》是单刻帖。它不但是单刻《宣示表》中声名最为显赫的刻本,也是目前仅存的宋代《宣示表》单刻帖刻石。

贾似道死后,王羲之临写的《宣示表》不知下落,但宋代刻帖原石却被深埋于杭州贾氏旧宅的地下,得以保存。明代晚期,有人从杭州贾氏旧宅的地下,将这方珍贵的宋代刻帖原石挖出。《宣示表》原石出土后,清代画家金农在背面刻写了题跋。并评价道:“清瘦如玉,姿趣横生,绝无平生古肥之诮”。有意思的是,金农在题跋中,说好友汪援鹑如果知道此石,定以“明珠一箪,黄金十饼”交换。之后,果然,汪援鹑以半顷湖田换到此石。从清代自民国,它曾先后辗转于多人之手。桐华馆主人金德舆、赵魏、张廷济均收藏过此石。清代金石家张廷济在背面刻写了题记。民国初,此石归镇江陈渭泉收藏。

《宣示表》较之钟繇其他作品,无论在笔法或结体上,都更显出一种较为成熟的楷书体态和气息,点画遒劲而显朴茂,字体宽博而多扁方,充分表现了魏晋时代正走向成熟的楷书的艺术特征,可说是楷书艺术的鼻祖。此石虽刻于南宋,但是贾似道很快衰败,久埋土中,清初才见天日。出土后得到收藏家珍爱,实属难得的珍品。2009年,北京市政府拨两千余万巨资购买,现藏于故宫博物院。

编辑:jiangbin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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